论犹太教与世俗文化的兼容

发布时间:2014-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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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作为一种文化体系的犹太教并不排斥世俗的因素,而且在其发展中融入了很多世俗的智慧,尤其是理性和科学的要素。从《圣经》时代到中世纪,犹太教在认识自然、与异质文明交往、解释经典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兼容世俗文化的能力和特征,而这作为一种传统,又使得犹太教在面临现代性挑战的情况下,能够适时地调整自身以顺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犹太教与世俗文化的兼容体现了犹太文化的巨大创造性和生命力。
  关键词  犹太教   犹太文化   世俗文化   兼容
  作者简介  胡浩,哲学博士、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副教授(开封  475001)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理性体现的是人依据逻辑思考、判断事物的能力,而科学则是依据理性而形成的有关自然和人类的知识体系,两者都反对宗教上的超验主义、神秘主义、不可知论和预定论,强调人类自身对于现实世界、世俗生活的思考、把握及责任。因此,理性和科学构成了与宗教文化相对的世俗文化的基本内涵,也奠定了西方文化中的世俗人文主义传统。犹太教首先是一种信仰体系,宗教性是犹太文化的首要特征。作为一神教信仰,犹太教的上帝具有超自然和启示的特性,因而,犹太教作为一种宗教体系理所当然地具有非理性、非科学的特征,这也是它和其他一切宗教共有的特征。然而,信仰本身的非理性并不排斥在以犹太教为核心的整个犹太文化体系中存在着理性和科学的因素或者说一定程度的理性化和科学化倾向。事实上,无偶像的上帝崇拜,把上帝类同于某种绝对理念……造成了神的唯一性和个人与之直接沟通的可能性,可能形成一种自由主义气氛,以上帝神谕为形式的教义,赋予了教徒一种命定论式的观念,生活和历史的这种命定论是理性的一种虚妄形式;但当近代理性主义兴起时,它有可能成为一种事实上的理性主义。 从犹太教和犹太文化的发展来看,信仰同理性、科学之间并非绝对不可调和,而是一定程度上相互交融,甚至在有些情况下,理性、科学成为确证信仰合理性的手段。犹太文化对理性和科学要素的吸纳使其具有强烈的世俗价值取向,本文拟结合犹太经典和犹太历史来探讨犹太教与世俗文化兼容的问题。

  一、《圣经》文化的世俗智慧

  犹太教信仰体系的产生和发展融入了诸多的理性与科学因素。《圣经》作为一部神学著作,虽然充斥着超自然主义和启示的因素,但《圣经》作为一部以色列人历史和社会生活的记录,其中却处处可见世俗的或者理性的思维方式,而且《圣经》的诸多文本事实是在以理性的方式来解释信仰。如《圣经》确立的奖善惩恶的原则虽然显示的是神圣上帝的审判能力,但却与世俗审判原则不谋而合,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世俗处事方式神圣化的结果。而《约伯记》中,约伯关于义人行善而反遭难的申诉以及上帝对约伯受难的解释更是充满了辨证式思维和理性的睿智。在希伯来圣经的“智慧文学”(Wisdom Literature)中,时时闪耀着理性和科学的光辉。所谓希伯来圣经的智慧文学中的“智慧”二字,并不泛泛地指一般意义上的智慧,它指的是希伯来启示或历史传统之外的理性主义传统。《箴言》、《约伯记》和《传道书》都属于这样的著作。 《箴言》集中体现着《圣经》文化的崇智传统:“有聪明的,以为明显,得知识的,以为正直。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 (《箴言》8:8-12)而且智慧的属性被赋予了强烈的神学和神圣色彩,智慧为上帝所造,因而智慧便成为上帝神性的一种流露,所以尊崇智慧既是敬奉上帝。 
  《圣经》认为上帝创造的世界乃是井然有序的,有规律可循的,并时时处处启发科学的态度,因而,《圣经》中多处流露出人们对于自然的好奇心以及探索自然的热情。在《圣经》中,不是上帝和自然与人类对立,而是上帝和人类共同面对自然。否认上帝与自然的重合,也就意味着否定自然具有神的特征。 自然的可认识既是人的理性所为,更是神性的必然。《约伯记》详细叙述上帝用来统治世界的规矩的奇异性和复杂性。如果约伯不理解这些规矩,他怎么能企求领悟上帝造物之妙法呢?“你知道天的定例吗?你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约伯记》38:33)约伯的追问体现的是一种在上帝的引领下对于自然奥秘的探索精神,这种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实际反映了该书写作时古希腊思想家们的主要见解。 即上主将自然法则注入万物中的思想。希伯来人对于智慧的理解实际上与希腊哲学对逻各斯、中国文化对道的理解有结构性的相似之处。它们(在超越的层面)涵盖了人的理智能力、实践伦理、主观真理、客观规律等几个方面的的深刻内涵。 在“造物主”和“万物自化”之间,《圣经》达到了一种谨慎的平衡,智慧可以认识万物的规律,但上主处置一切,有一定的尺度、数目和衡量。
  《圣经》对于自然所持的态度,对近代实验科学也有所启发。在《圣经》中,物质的东西并非比非物质的东西低一等,它们同为上帝所创造,从事物质性的职业不应被看作是不名誉的。因此在《圣经》中,手工艺者受到了尊重,因为手工工作同样受到了尊重;自然并不居于人类的技术之上,因为两者都是“受造”之物;物质并不卑下,而是上帝的一种造物;闲暇也不优于劳作。以色列人的上帝既没有退隐到上帝独有的存在方式中,也没有潜心于自我冥思中。相反,上帝是活跃的;“他工作至今”,不懈地创造,并引导着人类的历史。于是,人类的行动便活的了必不可少的宗教认可,而实验科学也就间接地获得了必不可少的宗教认可。 “倘若我们将科学喻为人体,其肉体成分是希腊的遗产,而促进其生长的维他命与荷尔蒙,则是《圣经》的因素”,这话出自一位占有丰富史料、作过深入研究的科学史专家,绝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从事实出发又合乎逻辑的结论。而奥地利学者雷立柏在分析《圣经》智慧时指出:“《圣经》带给人们一种深厚的科学精神。虽然《圣经》本身主要不是一个地理学、物理学、社会或历史学的教科书,但它包含各方面的知识。《圣经》所描述的世界是很实在的,它决不是一个‘理想国’或‘世外桃源’。《圣经》且鼓励人们去问问题、去面对世界、去探索、去‘思源’。《圣经》虽然没有提出一套系统的逻辑学或哲学体系,但它的宇宙论和创世说包含很多理性的因素,而它的一神论比古希腊人的那种‘人神杂乱’思想要理性多了。更重要的是,《圣经》带给人们一种积极的态度:人们可以理解万物的‘理’;一切事物有始有终、由本有末、有一个理性的根源,而这个根源并不是一个盲目的、斯多亚式的‘火’或‘命运’或‘逻各斯’,而是一个有情有理的上主,那位最大的‘科学家’,第一个‘衡量者’。现代科学来自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这是历史事实;但如果不看《圣经》中的思想,就不能解释这个发展的内在原因。” 
  亚历山大的斐洛,力图为他崇奉的犹太教信仰注入一种新的活力,使之在新形势下能延续和广大,同时有意识地将希腊哲学融入希伯来传统,致力于阐发犹太教神学思想,进而把犹太教的神秘主义成分理论化和系统化。他赞成柏拉图和斯多葛派的观点,将希腊哲学中的理性话语“逻各斯”引入犹太教之中,并把它解释为上帝和人联系的“中介”。他认为逻各斯作为一种“神圣的智慧”,具有全智全能的品格,和上帝的意志是一致的。上帝通过逻各斯的作用使自己的创造过程具体化和合理化。 斐洛所指称的上帝理性、智慧之流溢的“逻各斯”观念,虽然是一种神秘主义的、神圣的创造力量,但在事实上也是对人类智慧和理性的一种隐喻式的承认。斐洛的思想是希腊哲学与犹太教思想首次相遇和融合,为后来基督教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当犹太《圣经》的希伯来和阿拉米文本被翻译成希腊文本时,西方世界开始进一步了解它,许多哲学家(包括犹太哲学家)意图用更加希腊化的方法来解读它,由此进一步推动了犹太教的理性化。

  二、拉比犹太教的理性及其对科学的促动

  《圣经》犹太教向拉比犹太教转变的过程,也充分显现了犹太教的理性化倾向。面对罗马帝国对犹太人的暴政和犹太起义遭到失败,在宗教神权政治象征的圣殿被毁,犹太民族流离失所的情况下,以法利赛派为代表的犹太文士阶层力挽狂澜,勇敢地承担起从文化层面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他们拒绝撒都该派那种只按照字面意义解释《托拉》的做法和对成文法以外的犹太律法进行排斥的观点,而是在尊重成文法的同时接受犹太民族的口传律法,主张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把握《托拉》的精髓。根据环境的变化,法利赛派认为律法必须加以进化,不断地进行诠释和变更,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在具体解释每一条律法时,更是着眼于其精神,挖掘其深层涵义,不断赋予律法新的、更加切合此时此地条件,易为人接受的意义。 历史证明,正是法利赛派对于律法的理性的和灵活解释才最终挽救了犹太教的命运,使得犹太民族虽流散世界各地,但却在多元性的基础上成功地保持了文化统一性。
  承继法利赛派传统的犹太拉比,在后来的历史时期,对犹太教的口传律法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搜集、整理,汇编成《塔木德》以指导和规范犹太人的思想、行为实践。《塔木德》呼吁在注释和解经过程中的自由和非教条主义。《塔木德》不是《圣经》的简单延伸。它愿意作为《圣经》意义的第二个层次;它以批判性的和完全自觉的理性精神摄取《圣经》的各种含义。拉比的权威是一种作为博学者、智者或者说理智者的权威。 《塔木德》里所描绘的双重托拉犹太教所做的,是把注意的焦点从圣殿及其超自然史转移到以色列人及其自然的、此世的历史。 《塔木德》的产生本身就是对《圣经》文本特别是律法具体化、理性化阐释的结果,其中充满了思辨色彩,有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精彩辩论。《塔木德》中一直采用既阐明真理,又指出错误的辩证方法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讨论律法问题。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传统,从此存留在犹太人的生活中。 《塔木德》的内容包括圣经训诫、神话传说、诗歌寓言、律法礼仪以及天文地理、农事建筑、医学算术等等,因而它不仅是一部诠释评注圣经律法的权威法典,也是一部包罗古代犹太文明万象的百科全书,无疑是当时犹太学者的集体智慧结晶。 这样的一部书在后来的犹太生活中甚至起到了比犹太《圣经》更为重要的作用,它有效保证了犹太律法在遭遇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时不至于走向僵化,也使得信仰能以理性的方式为人所理解、所接受,它在犹太流散史上,事实上成为维持犹太信仰生机与活力的保障。此后,犹太教历史上出现的法典、答问,都遵循了法利赛派的传统,力图因时因地对律法作出诠释,从而有效地维持了世界各地犹太社区生活的活力。拉比犹太教的传统事实上是一种历史理性的反映,它承认了变通、进化、发展等理性原则并用以指导具体的犹太生活。然而,拉比犹太教形成和发展的理性特征并不必然意味着拉比犹太教对于自然科学持宽容态度,事实上,9世纪之前的拉比犹太教中并没有充分哺育亚里士多德式的科学,他对于宗教精神生活和末世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对于自然和科学的微弱兴趣。
  在中世纪稍晚时期,犹太文化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与伊斯兰文化碰撞并融合,充分吸纳了伊斯兰哲学中的理性思潮——主要是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加速了理性化的进程,并由此孕育了犹太-阿拉伯哲学与科学。这一现象的出现的首要条件乃是犹太人普遍接受了阿拉伯语,而放弃了原先使用的阿拉米语。阿拉伯语渐渐成为犹太人说和写的语言,也是学习研究的语言,甚至在涉及到神圣的犹太传统问题时,他们也使用阿拉伯语。10世纪出现的犹太宗教哲学主要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当然,阿拉伯语没有完全取代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但至少犹太学者和商人开始借用阿拉伯语的风格和语法形式,仍用希伯来字母拼写,从而逐渐形成了犹太-阿拉伯方言。 这一事实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它促使相当一部犹太人对阿拉伯文献,包括穆斯林诗歌、哲学、传记和历史产生兴趣。这样他们真正成为这个伟大世界的公民。伊斯兰信仰的词汇在犹太著作中找到了表达的方式;《古兰经》成为一种可以引证的文本。阿拉伯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引用诗歌的习俗为犹太人所借鉴。犹太作品中充满了源自科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词句。阿拉伯文学,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都成为犹太人创作的普遍背景。应该说,这些现象的出现是自觉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犹太人对外来学问没有敌意,也没有对其可能的负面的和危险的影响表示怀疑,更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另一种希腊智慧。 
  迈蒙尼德是这两种文化交汇时出现的世界级的犹太思想家。他以理性照亮了中世纪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光辉所掩盖的犹太信仰。12世纪的穆斯林西班牙,即迈蒙尼德知识的扎根地,已成为以科学方法探索形而上学的中心。迈蒙尼德并不高估其犹太哲学前辈,而是直接从亚里士多德的穆斯林评注家,如阿尔法拉比和阿维森纳那里汲取思想营养。他研究《哈拉哈》的著作也扎根于西班牙,在那里,严谨的系统化的方法已被运用于对《塔木德》经文的研究。正如犹大•哈列维的作品是安达鲁西亚犹太人优秀诗歌的典范一样,迈蒙尼德的理性主义反映了对犹太文化严密的科学关注。迈蒙尼德的思想是由一种信念形成的,即犹太教在智性上和逻辑上是首尾一贯的统一体。他的哲学著作则具有这样一个目的:证明宗教信仰的合理地位和《托拉》中规条的合理地位。 迈蒙尼德一生著述很多,代表作有《密西拿评注》、《密西拿托拉》和《迷途指津》。《密西拿评注》是迈蒙尼德用阿拉伯文撰写的第一部著作,书中仔细地注释单词,析解语句,大量引用考古学、神学和科学资料。此后,他又用十年精力完成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作《密西拿托拉》。此书运用亚里士多德式的理性和隐喻式解经法系统介绍了犹太教的全部律法和教义。《迷途指津》是迈蒙尼德最伟大的一部哲学著作,迈蒙尼德称这部书是为那些既信仰犹太教、又有一些哲学知识的人写这本书的。他从亚里士多得的理性主义出发,对犹太神学教义进行了广泛而系统的研究,涉及上帝观、创世、先知、人类知识等重要问题。迈蒙尼德认为,理性并非信仰的对立面,相反,理性可以用来确证信仰,他用隐喻式解经法解读圣经文本,使得《圣经》文本不显得支离破碎和突兀,而是成为一个在逻辑上完美的,可以为人的理智所理解的体系。虽然迈蒙尼德不否认启示的有效性,但是,他坚持认为,不能为理性所诠释的信仰的很难为人所接受的。迈蒙尼德认识到,智慧不仅仅源于以色列,因而他对非犹太学问、特别式穆斯林哲学表示宽容和欣赏的态度,并认为它是托拉学习的重要补充。甚至他认为哲学和科学是构成口传律法原初的重要内容。迈蒙尼德也不反对将科学知识介绍到他所构建的律法系统中,不论是整体的科学理论,还是相关的科学词汇和术语,他甚至认可科学的独立地位,而不将之强行嵌入进律法的体系和框架中。迈蒙尼德允许用最近的科学知识和发现来淘汰拉比们以前对此所作的诠释。他认为古代的科学注定是不完美的,而只有用现代的发现来修正或补充它们。 只有运用理性和智慧,深入思考并发掘《圣经》表面文本背后和深层的意蕴,我们才不会对其感到困惑,才能从迷途走向正轨,从而真正达致对信仰的理解。这和中世纪著名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所主张的“信仰寻求理解”在根本上是契合的。
  对于理性的崇尚使得在西班牙统治下的犹太人积极参与了伊斯兰世界的文化创造活动。在阿拔斯王朝“百年翻译运动”中,犹太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利用自己精通东西方语言的优势,将大量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著作翻译成了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在当时的巴格达、开罗和科尔多瓦以及后来受其影响的基督教世界如西班牙、西西里、意大利以及普罗斯旺,随着古典的科学和哲学文献被翻译成阿拉伯文,穆斯林世界几位有影响的犹太人物将犹太传统带入一种哲学式的思考方式中,重新审视上帝和上帝的创世。他们开始以知识探询的态度来理解宇宙的内在价值,在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培养起对实用知识的兴趣。在中世纪伊斯兰城市相对开放的知识和社会背景下,犹太人消化了经典的哲学和科学文献,学习当时伊斯兰的修辞法和思辩术,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用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写成的哲学和科学文献。 犹太人对于经典的翻译还传播和保存了珍贵的西方文化遗产——这些著作后来许多的拉丁文本由于战争等多种原因在西方逐渐消失。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这些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的西方古典文学和科学论著又重新被翻译成了拉丁语并在西欧得以广泛传播,激起了西方世界对古典人文主义和理性的关注,并对后来的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犹太人通过伊斯兰文化之媒介学习并吸收了西方古典文明的理性与科学传统,又将这种精神重新带给了近代西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连续性。在意大利,犹太人对文艺复兴的影响尤为显著,而犹太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融更显深入。罗斯这样评价到:“在整个欧洲,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像意大利那样,犹太人在文化活动中始终起着如此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同时,当地的传统文化又反过来如此深刻地影响了犹太人的文学和思想。犹太人参与当地语言文学的创作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3世纪。而另一方面,在15和16世纪,犹太人在那个被誉为‘文艺复兴’的思想活动的神奇阶段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阿拉伯帝国时期,犹太人在语言、数学、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等科学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近代拉丁语的数学和医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希伯来-阿拉伯科学基础上的。犹太人在对阿拉伯帝国科学成果的转移和研究上贡献巨大,为欧洲近代科学的兴起创造了良好条件。 以撒•本•所罗门•以色列是9-10世纪出现的第一位生平为人所知的犹太科学家,他写下了许多博大精神的哲学和医学论文,其《论发热》大概是中世纪所有语种中最精湛的临床医学论著,在17世纪前深受欢迎,为人们广泛阅读。这本书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每位医生的案头必备书,它也影响到了波斯人阿维森纳。阿维森纳以阿拉伯语撰写的传世之作《医典》在过去和现在的阿拉伯诸民族中都被奉为经典,流传甚广。通过这部百科全书性质的医学经典,以色列的某些观点传布全世界。10世纪的伊本•夏帕鲁特是著名的翻译家,他协助尼古拉斯把希腊著名医学家迪奥斯科里斯的名著《药物论》翻译成了阿拉伯文,从而成为将希腊文著作介绍给阿拉伯世界的第一批西方人。他还创办了犹太学生科学学校,并一直繁荣到13世纪。12世纪,著名翻译家亚伯拉罕•巴•海雅第一次特地为非阿拉伯语的犹太读者而撰写希伯来语著作。他的主要科学成果是一部包容数学、天文学、光学和音乐在内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10世纪以来,西班牙犹太人已经融入到西班牙社会之中;按照犹太上层的观点,犹太教被限制在宗教和民族理想的层面,在宗教之外的领域,他们和他们的邻居分享着共同的生活模式和对于重大问题的看法。这个阶层的成员谙熟西班牙土壤所培育的政治技巧,同他们的穆斯林邻居一样享受这生活中哪怕须臾的快乐;也像他们一样,他们致力于世俗科学,宗教没有对他们构成任何大的约束。西班牙犹太人在怎样将犹太教融入普遍的世俗社会这个古老的问题上找到了解决之道——他们全心全意地参与了他们穆斯林邻居的世俗生活,同时参与他们的文化活动。但是在他们享受即时的快乐和被普遍的科学占据生活的同时,他们也寻求在他们古老信仰中有关永恒生活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答案,他们在民族传统中发现了表达他们才干的宽广领域。

  三、现代犹太人对世俗化挑战的回应

  承继中世纪的传统,步入近代社会的犹太人将他们的科学发现当作是一种文化遗产和荣誉的象征。他们为自己具有的科学和医学传统而感到荣耀,为自己是迈蒙尼德、伊本•埃兹纳的后代而感到骄傲,这样的历史记忆支撑着他们在文化上取得进一步的成就。犹太占星学家、术士、医生在中世纪的殿堂中获得了无上荣誉,他们成功地将自己的犹太身份和科学成就结合在一起,而且相信可以同时做到这两点。 他们的后辈在近代自然科学和资本主义兴起的有利条件下,沿着他们所开创的科学道路大踏步地前进。值得一提的是,在近代早期,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为成千上万的有才干的犹太学生提供了绝好的学习文学艺术、拉丁文、经典科学文献以及最新在植物学、解剖学、化学和临床医学等方面知识的机会。其医学院接收了大批犹太学生入学并授予他们学位,这些学生毕业后散布于欧洲各地从事医学活动。帕多瓦大学为当时来自世界各地、具有不同背景的犹太学生——以前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马兰诺,意大利、奥托曼、德国、波兰和其他东欧犹太人提供了一个集中的交往场所。这些毕业生彼此保持着密切的社会和学术联系,在他们散布的社区中形成了一股重要的文化力量。帕多瓦大学还允许其犹太学生和来自各种不同社区、具有不同族群背景的非犹太学生和教师建立经常性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文化和社会交流。从犹太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帕多瓦大学的医学院不仅是一个培养犹太医生的中心,也是一个前解放时代欧洲犹太社区俗文化、特别是科学文化的传播渠道。它促进了犹太人同欧洲文明的接触,这些接触影响了这些犹太人的文化倾向、价值观念和自我形象,也为犹太人进入欧洲其他医学院和文化中心开辟了道路。 自13世纪以来,犹太人在欧洲开办了大量的医院 ,如1210年在德国雷根斯堡开办的犹太医院,1248年在科隆开办的医院,1499年在乌尔姆开办的医院,16世纪中期在柏林开办的医院,当时这些医院主要为那些病患者、极端穷困者和被遗弃者提供避难和治疗。紧接着,条件得以改善的一般性的犹太医院发展起来,如1747年葡萄牙犹太人在伦敦创建了一座医院,1753年,一所犹太医院在柏林开放,1836年在巴黎和欧洲许多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相似的医院。1852年美国纽约建立了最早的犹太医院,1864年费城建立其一座犹太医院,而巴尔的摩在1866年建立起一座名为“以色列人”收容所的大型医院。 可以说,犹太人为近代医学及医院体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伴随着欧洲启蒙运动的发展及宽容、解放犹太人政策的实施,犹太教和犹太文化积极地寻求变革以应对现代化和世俗化的挑战。18世纪末,以门德尔松为代表的犹太知识精英发起了犹太启蒙运动(习惯上被称为“哈斯卡拉”)。哈斯卡拉倡导理性主义,主张对犹太律法、礼仪和传统进行改革以适应西方社会主流观念与文化;主张改变注重《塔木德》的传统教育模式,接受世俗的、非宗教的教育,提倡传播科学新知识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 哈斯卡拉还促使犹太教领域兴起一场科学运动,它要求以科学的方式重新定位和解释犹太教,主张在更广泛的知识背景下研究犹太教,努力使犹太教系统化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以拉波波特•聪茨为代表的年轻犹太学者在19世纪20年代发起成立了犹太科学与文化协会,以他们那个时代居于支配地位的观念,即科学和历史的观念来探讨宗教改革和维持犹太延续性的新途径。 科学运动被历史证明是德国犹太人留下的影响最深远的遗产,如果没有犹太教科学作为内核,人们就无法谱写现代犹太人的历史。 哈斯卡拉和科学运动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犹太教的面貌,影响了犹太教改革,并直接促成了现代犹太教的形成。现代犹太教各宗派在接受了启蒙和科学运动的洗礼后,都不同程度地采纳了理性主义原则,出现了世俗化倾向。犹太教改革派是最早出现的犹太教现代宗派,它承继了门德尔松所开启的启蒙传统,拥抱世俗科学与文化,将犹太教看成是一种不断进化之中的伦理宗教。由此,改革派在会堂中首先采用现代技术手段如器械音乐来增强宗教仪式的庄重性,并显示体面和优雅,改革派的神学本质上追求启蒙哲学的普世主义伦理,强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世界和平、民主和进步。改革派甚至认为,《圣经》本质上表达的是道德关怀,其文本和教导是传说性的,很多律法已经过时和归于无效,不能与科学的发现抵触。 保守派承接德国犹太教实证-历史学派注重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学术研究传统,将对犹太教的认识与对犹太人历史的批判性考察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主要机构犹太神学院的教师公开声称,在神学院教授《托拉》就像在耶鲁和哈佛教授《托拉》一样。批判《圣经》和《塔木德》被认为是很正常的事情,其目的是更深刻、更客观地揭示文本内涵。传统被认为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每一代人都可以重新改写信仰和礼仪以回应环境变化。经济、社会、政治因素都公开成为评价犹太教的指标。向其他文化学习也受到鼓励。 保守派和改革派一样强调变革,但所不同的是,它认为,律法变革应当是渐进的,其权力应当交给犹太大众或博学的拉比。新正统派尽管坚持超自然主义的启示观,但完全接受解放,主张容纳现代科学与文化,认为这对犹太教的发展和犹太人的幸存都是一次巨大的历史机遇。新正统派希望在接受现代文化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维护犹太教的传统。在他们的眼中,科学和世俗文化可以被用作证明传统合法性的工具。 它从改革派那里采纳了基于实用主义的立场和通过接受现代社会某些价值的方式融入现代社会的目标,旨在实现传统犹太教与现代世界文化的共生和共同发展,只不过在遵守传统律法和习俗方面表现比较严苛。 美国犹太思想家开普兰则乐于将犹太教理解为一种正在进化中的宗教文明,作为一种文明,犹太教包含着远比宗教本身更复杂的东西,它是一系列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结合,这些事物包括历史、文学、语言、社会组织、民间道德约束、行为准则、社会和精神理想以及审美价值等等,所有这一切共同形成了一种文明。 “文明”这一用语旨在强调犹太教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为人们所想象。作为一种文明,犹太教为各种宗教和非宗教的阐释方式预留了空间。 开普兰及其领导的犹太教重建主义意在以一种符合现代人性、现代美国社会基本价值准则和现代科学观念的方式重新解释犹太宗教和传统,重新定义犹太民族和人民,并试图构造一种以宗教为纽带,以民族共同体为核心、以新型社区为组织形式的犹太生活方式,服务于现代犹太生存的需要。

  结   语

  综上所述,犹太教自《圣经》时代以来就蕴含丰富的世俗智慧,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切。世俗与神圣在犹太教看来并不那么冲突,而是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神圣包容了世俗,而世俗的科学文化、世俗的生活则是进一步理解上帝、圣化上帝的手段。纵观犹太教和犹太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鲜明地感到犹太教在思维方式上日趋明显的理性化倾向,且在宗教实践领域与世俗科学和文化逐渐交融,呈现出强烈的现世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和世界历史精神是一致的,显示了犹太教和犹太文化对于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时代的适应性,对于日益普遍化的现代原则的认同。犹太教对世俗文化的兼容并蓄是其一以贯之地得以传续并呈现日益增强的世界性特征的重要原因,也充分体现了犹太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灵活性、创造性和生命力。

 

  On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Judaism and Secular Culture
  Hu Hao
  (Institute of Jewish Studie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Abstract:  As a cultural system, Judaism did not exclude the secular facto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Judaism, a lot of worldly wisdom, in particular, rational and scientific elements were integrated into its system. From the biblical times to the Middle Ages, in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Judaism, communicating with heterogeneous civilization and interpreting Scripture, Judaism formed the ability and character compatible with secular culture. Out of abovementioned reason, we note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acing modern challenge, Judaism can adjust itself timely to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society. Jewish compatibility with secular culture just reflects the great creativity and vitality of itself. 
Key Words:  Judaism   Jewish Culture   Secular Culture   Compatibility


  联系方式:
  姓名:胡浩
  电话:15226064955
  E-mail:huhaojudaic@gmail.com
  地址:河南开封明伦街85号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邮编:475001)


编辑:胡 浩
来源: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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