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犹太人解放的争论及其影响

发布时间:2014-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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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18世纪末到19世纪早期关于犹太人解放的争论围绕着要不要及如何赋予犹太人以公民权这一问题展开,争论的本质是主流社会要求重新审视和定位犹太人在现代国家中的身份。争论强调了犹太人和犹太教存在与主流社会不相容的巨大缺陷,强化了主流社会对犹太社会改革的期待,也增强了犹太人自我改良和应对挑战的紧迫性。犹太教改革运动正是对犹太人解放争论的一种回应,力图在解放时代构筑一种新的犹太身份。

  关键词:犹太人 解放  争论  改良

  犹太解放运动指的是从18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国家改善犹太人生存状况,从法律上赋予犹太人以平等公民权的一场运动。一般认为,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到19世纪70年代德意志宪法的颁布是西欧和中欧犹太人在政治上获得全面解放的时期。 不过,从广义上讲,“解放”这一术语超出政治范畴,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内涵,可泛指一切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犹太人融入主流世界的文化和社会运动。 犹太解放运动没有固定的组织者和领导层,它是在公众舆论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政策的调整中实现的。1781年,普鲁士国家顾问克里斯蒂安•冯•多姆(Christian Wilhelm Von Dohm)发表了《论犹太人民权状况改善》的小册子,呼吁改善德意志境内犹太人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状况。这本小册子第一次将犹太人解放的问题带入了公众视野,激起了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社会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论。  争论的核心是要不要赋予犹太人以公民权以及如何赋予这一权利。本文将梳理几种在犹太人解放问题上的代表性观点并阐释其内涵,说明其对近代犹太人融入主流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在关于犹太人解放的争论中,多姆本人的观点代表的是主流观点,这一观点主张首先赋予犹太人以公民权,以此促进犹太人融入主流社会的进程,并期待他们能够在职业、生活方式、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自我改良。这种观点是对启蒙普世理想的回应。多姆将对解放犹太人的呼吁同普遍公民的观念结合在一起,认为解放的目标是要实现启蒙的政治目标——政治普世主义,开创超越等级社会(其中,贵族、农民、学者、手工艺者、基督徒和犹太人都处在特定的社团之中并维持着自己独特的身份)的未来政治秩序,即公民社会。 这一观点同时也是基于经济上的需要。多姆认为,赋予犹太人以平等的公民权,将有助于犹太人自由地选择职业,调动他们参与德国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积极性,符合整体的国家利益。 为抵制国外的竞争,国家必须增强经济生产力,充分发挥所有人口的生产积极性,所以,继续限制犹太人口及其生产能力无益于国家的强大。 
  多姆认为,犹太人在欧洲长期遭受隔离,以及他们在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方面的落后状况,是基督教社会歧视和压迫的结果。 改造对犹太人不利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创造一种变革的现代氛围,将会促进犹太内部改革的进程。“多姆的小册子给马斯基尔 提供了区分已经过去了的野蛮时代和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基础。在多姆看来,新时代的典型标志就是理性、正义和仁慈的君主。环境的改变将为犹太人的改革和精神再生提供可能性,会使他们放弃古老的社会传统,成为国家有用的和道德的公民。” 至于犹太人的宗教,多姆认为,造成拉比犹太教僵化的原因在于,犹太人在反对罗马帝国起义失败而开始大流散后,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治的替代品,政教逐渐合一。现在,一旦赋予犹太人公民权,实现政教分离之后,宗教在犹太生活中的地位将逐步降低,而宗教内部的变革也会随之发生。作为一名信仰上的自然神论者和实用主义政治家,多姆极少关心宗教之间的差异,他希望好的政府和经济上的繁荣会弱化不同宗教原则所造成的分裂。因此,他主张,应首先赋予犹太人以平等的公民权,使他们摆脱隔绝,进入主流社会。
  多姆在他的小册子中具体介绍了几项解放犹太人的建议。一,立即赋予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同等的公民权;二,职业和贸易活动上的限制会对犹太人的道德和政治特征产生有害影响,所以应赋予犹太人在职业选择和经济活动方面的自由权利;三,犹太人不应被排除在农业之外;四,所有商业领域都应向犹太人开放;五,犹太人可以从事任何科学和艺术活动;六,应加强对犹太人的道德教育和宗教启蒙,增进他们同主流文化的接触,促使他们尽快为主流社会所接纳;七,基督徒必须携起手来,清除对犹太人的偏见和不友善态度;八,犹太人应拥有自由祈祷、建立会堂和雇佣拉比的权利。 此外,多姆认为,犹太人拥有按照自己律法生活的权利,他不主张强制犹太人改革他们的宗教律法和仪式。他认为,犹太人在严格遵守他们律法和仪式的同时,仍然可以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甚至他同意让犹太人继续享有先前法律上的自治权。不过,多姆对未来抱有期待。他认为,一旦犹太人进入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他们将出于自身需要而主动放弃他们的宗教律法和礼仪,他们会根据主流社会价值改革他们的宗教律法和习俗。多姆希望犹太人最终能够回到更加自由和高贵的古代摩西道德律法,并根据变化了的时代和环境来解释这些律法。他也相信,犹太人可以从《塔木德》中找到废除或改革律法的根据。 
  从以上建议来看,多姆显然希望通过给犹太人创造一种较为宽松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促使他们融入主流社会,以便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这些建议的许多内容与后来欧洲出台的针对犹太人的宽容法令和解放政策有着相似之处,为犹太人的宗教和社会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外部舆论氛围。总体上看,多姆的言论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他从政治、经济和社会角度指出了解放犹太人的必要性,对公民社会环境中犹太人可能的宗教与社会变革持乐观态度。 
  多姆的观点标志着对犹太人状况进行历史性考察的开端 ,但是,多姆对犹太人负面特征的评价有过激之处,他认为犹太人和犹太教本身包含着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诸多内容。多姆在他的著作中频繁地使用“改善”(improvement)、“再生”(regeneration)及“堕落”(degeneration)之类的词汇,反映出他对于犹太人特征的负面评价。显然,他对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和犹太教状况是不满意的。在他看来,犹太社会存在很多弊病,这些弊病在一定程度阻碍了犹太人融入主流社会。一些犹太思想家对这些歧视性的词汇提出了批评。如门德尔松在赞扬多姆对犹太人善意的同时,认为他在解释犹太人解放计划的时候,过分渲染了犹太人的商业欺诈行为,并指控犹太人道德败坏。在给多姆的回应中,门德尔松试图修正多姆的表述,主张用“民权获得”(civic admission)来代替“民权改善”(civic improvement)。 后来的犹太思想家索尔•阿舍尔(Saul Ascher)认为,应当用“赋予自然权利”的说法来代替“民权改善”,因为“民权改善”一词具有潜在的阴暗面,意味着现代国家在将犹太人转变成有用臣民的时候,可以随意冒犯犹太人固有的宗教权利,这在本质上不是将他们转变成公民,而是变为奴隶。 
  在谈到摩西律法的时候,多姆认为它包含着最适当的道德、正义和秩序的原则,但适应的是一个原始民族的政治秩序。摩西律法在本质上是有缺陷的。作为一种神学政治体制,摩西律法缺乏启蒙政治的普世主义和宽容的内涵,带有强烈的民族特殊主义倾向。与律法相关的选民意识强化了民族优越感,使犹太人对其他民族抱有敌意。因为这种高傲的观念,他们逐渐堕落为一个与其他民族相隔离的民族。 多姆对犹太教律法的负面评价符合德国社会固有的评价犹太人的标准。在多姆的时代,宗教成为一种政治试金石,政府官员能够根据它来判定人们的道德品质。多姆在他的小册子中说道,“在犹太人的宗教中包含着一些反社会的原则,他们神圣的律法同正义和怜悯的国家法律是相抵触的。” 正因为对犹太人和犹太教存在如此之多的负面看法,多姆对赋予犹太人以完全的公民权,彻底解放犹太人显得有些迟疑和暧昧,他认为姑且要让犹太人保持隔都自治,独立行使司法和宗教权力,同时不应让犹太人在德国政府中担任公职,以免引起觊觎这些职位的基督徒的憎恶和怨恨。 
  多姆的言论反映了在18世纪末的社会政治氛围下,宗教成为评估一个民族道德的标准。 卡茨指出,历史地看,多姆将犹太人民事能力的缺乏和道德上堕落的状况归结于基督教社会,是基督教社会阻碍了犹太人发挥自身的潜能。但是他对犹太教弊病和犹太人道德堕落的诊断却为后来人不加质疑地接受了。 当代人常常会赞扬多姆呼吁解放犹太人的勇气以及他在犹太人问题上同传统基督教立场的决裂。但实际上,多姆还是以不同于传统基督教的话语说明了犹太人和犹太教存在的缺陷。神学的观点通常根据罪孽和惩罚之类的术语来描述犹太人精神上的困窘和道德上的堕落;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多姆放弃了这一神学的观念,但是他没有改变对犹太人特征流行的和世俗的评判,只是以一种自然的、非神学的方式来表述。
  多姆思想的矛盾体现的恰是启蒙理性内在的张力。应该说,启蒙理性对犹太人产生了辩证影响。一方面,启蒙对基督教的批判使得以基督教信条为基础的对犹太人攻击丧失了合理性;另一方面,它又以一种世俗化的方式提供了在本质上与基督教憎犹立场类似的攻击犹太人的方式。 而后一种方式甚至比神学更有害。如伏尔泰就曾以那样的方式,对犹太人过去和现在的特征进行了最恶毒的攻击,对犹太人前景表示悲观。伏尔泰恰是激进的启蒙理性主义者,强烈的世俗化倾向使得他无法宽容任何宗教教条。他像反对正统基督教那样反对犹太教,认为它们是启蒙了的世俗社会的障碍。 但是,伏尔泰在攻击犹太教时使用的语言却和基督教攻击犹太教的论调如出一辙,二者攻击的重点都是犹太教的特殊主义尤其是宗教律法和社会习俗。多姆与伏尔泰的观点有所不同,他对犹太人问题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并且对犹太人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但是,很显然,多姆同伏尔泰一样,接受了欧洲盛行的“犹太人缺乏道德和政治能力”的看法。这种看法恰恰为解放时代出现的反犹太思想制造了口实。
  二
  我们看到,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与多姆观点不同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犹太人天生品行低劣,不配获得解放,只有按照德国人的标准彻底进行宗教和社会改造,才能配享平等的公民权。当时著名的东方主义学者、哥廷根大学教授约翰•大卫•米凯利斯(Johann David Michaelis, 1717-91)是这一观点的鼓吹者。米凯利斯一生潜心于东方学特别是古代犹太教的研究,从1770年到1775年,他相继出版了六卷本的论著《摩西律法》,该著在当时德国社会被吹捧为研究犹太教律法的经典之作,其中对犹太人极尽谩骂之辞。1782年,针对多姆解放犹太人的提议,米凯利斯在杂志《东方和训诂文库》(Oriental and Exegetical Library)上,以长达40页的篇幅猛烈抨击了多姆关于犹太人解放的言论。
  米凯利斯认为,犹太教和犹太人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具有卑劣性。犹太教古怪而繁冗的律法、习俗与国家法律相抵触,是犹太人融入现代世俗国家的绊脚石,因为其中包含使犹太人无法完全被归化和融入其他民族的因素。犹太人在品德上极其低劣,偷盗成性,威胁德国社会安全。不可让犹太人服兵役,因为他们缺乏忠诚,会在普鲁士军队中制造分裂,威胁国家安全。犹太人希望继续维持他们与其他民族分离的状况……只要犹太人继续维持摩西律法,只要他们继续不和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他们就决不可能和我们融合在一起。 在米凯利斯看来,摩西律法煽动民族孤立和仇恨,是犹太人融入主流社会的最大障碍,犹太饮食法是最为恶劣的阻碍犹太人社会交往的法律。选民观宣扬犹太民族的神圣性和优越性,阻碍犹太人与其他民族的交流。要求返回巴勒斯坦的弥赛亚思想使犹太人将德国看成他们暂时的栖身之地,他们认为只有在巴勒斯坦,才能感到最大幸福。 
  米凯利斯声称,赋予犹太人以公民权,将会严重削弱德国社会的统一性,犹太人严重的孤立主义倾向将对现代国家的统一性产生危害。这样一个民族,如果明智地加以利用,也许对国家的农业和手工业是有用的,但考虑使他们成为我们当中平等的一员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给予他们与我们同样的自由。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像一个公民那样热爱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国家而骄傲,他们从来都是不可靠的。 他还借用孟德斯鸠的观点,强调环境在形成法律和制度方面的作用。在回应多姆的文章中,他声称犹太人是古代以色列南方环境下的产物,是不能够被同化进德国社会的。另外,犹太人的不安分、犯罪倾向以及他们对德国社会的不忠诚都与他们起源的环境有关。 他认为,犹太人所有缺陷都是东方民族劣根性的集中体现。米凯利斯的思想反映了在德国知识界所流行的关于东方主义的殖民想象。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当欧美其他国家纷纷开拓海外殖民地的时候,德国却还处于分裂状态下,基本上不具备殖民扩张的能力。为弥补没有东方殖民地的缺憾,德国知识界发展出一种内部的东方主义思想,即将犹太人和犹太教视为寄生于德国社会中,与德意志文化和精神相异的东方因素,力图征服和改造作为殖民想象对象的犹太人。 米凯利斯对犹太人解放的抵制正是出于对于东方因素劣根性的厌恶,他认为现代化的政治必须将具有劣根性的东方因素尤其是犹太人排斥在外。而同时代的多姆则主张在内部殖民计划中解放犹太人,他认为再生的犹太人会像外部的殖民者一样,促进普鲁士的经济生产力并促进东部和未开化地区的建设。 
  米凯利斯从社会习俗、文化、环境等角度分析了犹太人所具有的东方劣根性,认为除非他们彻底地改造自我,摒弃这些落后特性,接受德国的先进文化和观念,按照德国人的方式行事,做文明的西方人,才能获得解放的权利,成为德国社会真正的一员,否则他们将永远是生活在德国社会的游民。这一观点虽然是一种激进的学术观点,但在当时的德国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他指控犹太人的种种劣迹,如恪守犹太饮食法、民族孤立主义等,许多德国民众在心理上也是认同的。虽然普通的德国人不可能像米凯利斯那样提出系统的学术上的反对犹太人的理由,但是,他们确实将自己看作是扎根于德国社会之内的群体(我们可称之为内群体,即ingroup),而将犹太人看作是孤立于德国社会之外的群体(我们可以称之为外群体,即outgroup)。内群体的价值被认为是不可辩驳的真理,任何对这一价值的不顺从都被认为是具有威胁性和颠覆性。当作为外群体的犹太人试图改善自己的地位进入内群体的时候,他们无疑挑战了作为内群体的德国人的优越性。 
  18世纪末,德国犹太人就处在这种充满了敌意和戒心的社会氛围中,他们中世纪的生活方式、在宗教、文化、法律和社会层面的分离倾向,都是典型的受到斥责的外群体的特征。当他们试图借助启蒙和解放运动来摆脱这种状况时,又遭到了来自德国社会强烈的宗教与文化偏见的抵制。而政府通常利用民众的这种心理,转移他们对自身的不满。犹太人作为羸弱的少数族群成为进攻的对象,统治者也因此保持了自己的权威。另外,基督教作为一种强大的内群体身份的纽带,也顽固地将犹太人看作是他者。基督教正统派绝对忠诚于传统基督教的信条,对信仰不同的犹太人表现出极端的不信任和反感。基督教社会经常在道德上谴责犹太人,无论这些道德指责是否属实,都是舒缓基督徒罪恶意识的有效手段。从社会生活来看,德国人普遍认为犹太人言行举止怪异。他们的服饰和语言(德语和希伯来语混杂而成的意第绪语)完全与这个时代脱节,具有典型的中世纪特征。 
  米凯利斯从德国人和现代国家的角度对犹太人缺陷和劣迹的种种指责已经超出了指正犹太人缺点的范畴,旨在彻底否定犹太教和犹太人。犹太人如果按照他的要求进行自我改造的话,将失去自由之身。米凯利斯的观点呈现出浓郁的现代反犹太倾向,它以一种政治、宗教、文化、经济与社会动因相结合的形式表现出来,试图否定犹太人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以及犹太人融入现代社会的可能性,由此阻止犹太人解放的进程和迟滞他们获得平等的公民权。这种现代反犹太倾向在日后逐渐发展成为政府和民众共同参与的现代反犹主义,这一反犹主义不断地为犹太人的解放设置前提和筹码。也因为如此,德国犹太人的解放经历了一个不断反复、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尽管早在1812年普鲁士政府就颁布了解放犹太人的法令,许诺通过法律条款保障犹太人的平等地位 ,但这些条款遭到反犹主义和保守势力的抵制,并在拿破仑失败后以及1848年革命后的政治反动中被大大缩略,直到1871年,德意志宪法的颁布才最终赋予了犹太人以平等的公民权。而即便如此,现代反犹主义始终像幽灵一样缠绕着德国犹太人,贯穿19和20世纪,且最终发展成种族反犹主义,并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给犹太人造成了毁灭性灾难。
  三
  介于多姆和米凯利斯观点之间,有一种观点倡导所谓“个体的”或“局部的”解放。这一观点的倡导者大多是德国社会的商业、知识和文化精英,他们与普通德国民众有着截然不同的犹太交际圈。普通德国民众结交的要么是肮脏落魄、习俗奇异的犹太贱民,要么是遭人仇恨的犹太高利贷者和包税人,因而,对整个犹太人群体存有普遍抵制和厌恶的心理。而这些德国精英则在上层社交活动中结识了很多富有才德、成就非凡的犹太人(因为经济和文化的原因,这些犹太人逐渐远离了传统犹太社区),由衷地钦慕这些人对于德国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熟识和理解,感到他们与普通犹太人是不一样的,由此生发出一种亲近感,愿意和这些犹太人成为朋友,也认为这些优秀的犹太人不应当继续被拒斥于德国社会主流之外。所以,他们对解放德国犹太人上层一般是没有异议的,甚至相信解放这群犹太人将为德意志增色添彩。但他们对操一口怪异意第绪方言的犹太大众感到极度绝望,认为这群卑躬屈膝、粗俗野蛮、食不果腹和疲于奔命的小商贩们无法融入德国社会。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也充斥着迷信和奇风异俗,是一种盲目狂热。  德国的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法国的米拉波(Mirabeau)不同程度地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犹太人的解放应限制于一些“特例”(exception)或者说从一些“特例”开始。德国自由新教神学家、海德堡大学东方语言和神学教授波勒斯(H. E.G. Paulus)也有类似观点,基于犹太人散布于世界各地,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坚持族内婚等诸多特殊的、排外的律法,缺乏对国家的忠诚,他反对在整体上解放犹太人,认为至多首先给予他们“受宽容的居民”或“受保护的居民”地位,然后按照个体犹太人宗教和品行的改善程度逐步赋予他们公民权利。 之后,一位犹太宣传工作者盖布瑞尔•里谢尔(Gabriel Riesser)为回应波勒斯的言论,官方性地提出了一种观点,即有美德的犹太人将使基督教免于沉沦,能够为基督教增加荣耀,值得成为德国人和被称为德国人。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捍卫犹太身份的言论,实际却建立在“很多犹太人没有德行”这一潜台词之上,也是一种针对“特例”或“个体”犹太人的解放观念。 上述观点将解放视为赋予个别犹太人的特权,而不是针对犹太民族的一种整体性计划。解放由此成为一种交易,即个别犹太人通过基督教社会对其品行的认定而获得解放。多数犹太人则被视为贱民,由于他们品性低劣,不能立即配享解放的成果。
  上述思想也能够从更早的德国历史中找到根源,它实际上是1750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颁布的“普鲁士犹太人章程和法令”思想的延续。那份法令认为犹太人总体上品质低劣,但少数富有美德和智慧。法令规定,除附在法令之后的犹太人外,其他犹太人将不被宽容。虽然根据法令,柏林犹太社区受到宽容对待,但柏林大多数犹太人在宗教、教育、婚姻、经济和职业活动等方面受到政府的严格制约。根据品行、智慧和有用性的标准,特许状具体将普鲁士犹太人分为四个部分:“基本享有特权的”,“正常受到保护的”,“专门受到保护的”和“被宽容的”,各自享有不同程度的权利。第一部分人是由于一些特殊原因而享有充分居住和经济活动权的极少数人。第二部分人是一些只能够将自己居住权和职业传给长子的犹太人。第三部分人是不能将自己所拥有的上述权利下传的犹太人。第四部分人是所有其他犹太人,包括所有不能继承他父亲地位的较有特权的群体的下一代,属于这一范畴的犹太人不准结婚,并且只能在为享有特权的犹太人所雇佣期间居住在普鲁士。 
  在18世纪末,德国“例外的”的犹太人有两类。一类是经济上卓有成就的犹太中产阶级,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宫廷犹太人 ,同政府有经济联系,政府也需要他们的帮助,他们一定程度上对欧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挥着影响力。这些人往往受到特殊保护并被赋予比一般犹太人更大的特权。实际上,这种方式与单个犹太社区通过被授予“特许状”而得到保护在本质上相似。它们都特殊化了犹太存在,这种特殊化的潜台词是对更广泛的犹太大众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创造能力的否认。也就是说,大多数犹太人是庸碌之辈和无用之民,而出色的犹太人必须以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贡献。另一类“例外的”犹太人是有教育和文化优势的犹太人。与前一类犹太人相比,这些人没有对欧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但他们在欧洲社会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犹太人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是因为他们是文明的和开化的犹太人,欧洲主流社会的哲学和思想观念对他们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不再被主流社会认为是犹太人。在启蒙时代,门德尔松被看成一个特例。他首先被树立为一个政治榜样。当时那些“开明的君主”已经开始意识到,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障碍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只要审慎地使用那么一点儿小小的鼓励手段,每个犹太人都会使他自己变成一个门德尔松。那么,犹太人这个难题将通过同化得以解决。 门德尔松也被塑造为思想文化领域的榜样。他以自己高尚的知识和品性赢得了德国知识与思想界的认可。德国知识界认为,给予像门德尔松这样的犹太人以公民权利是合情合理的。赫德尔就曾指出:“当我们在读斯宾诺莎、门德尔松和赫兹 的哲学著作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它们是犹太人所作吗?” 这类犹太人被接纳是因为他们具备比其他犹太人要杰出得多的知识和才干,他们的审美价值取向和文化倾向同主流社会一致,与普通犹太人相异。他们甚至被追捧为犹太人的典范,为那些试图获得解放的犹太人提供了参照标准。这些人有时还为欧洲政治所利用,充当了政府对犹政策的媒介和工具。
  “特例”或“个别”犹太人的观念表明,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犹太人处于一种非正常的生存状态。解放只能是一种针对个体或局部的行动,而不是一种针对整体的行动,因为大多数犹太人缺乏美德和能力,很难立即融入主流社会,犹太人融入主流社会应当是个体性的和渐进式的,必须伴随犹太人品性改善、能力提高而逐步进行。这一观念暗示,“解放”和“正常化”、“同化”一定程度上是同义语,在普鲁士采取了局部解放犹太人的行动后,旨在让犹太人获得完全公民权的行动是一步一步实现的,而这些步骤的实现取决于犹太人所达到的“正常化”和“同化”程度。 而“正常化”、“同化”则意味着犹太人必须放弃自己的民族和宗教特性,或者至少是改革这些特性以迎合主流社会的需要。
  四
  关于犹太人解放的争论旷日持久,贯穿解放的全过程。导致这场争论发生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主流社会传统上对犹太人和犹太教存在的固有偏见和歧视,这些偏见和歧视在现代条件下非但没有减弱,相反在犹太人争取解放的背景下集中爆发并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从犹太人方面看,犹太人长期以来所坚持的政治和司法自治模式及独特的宗教生活方式给欧洲主流社会造成了刻板的坏印象,所以,当有人突然提议要解放他们的时候,必然会招来广泛的质疑和不信任。同时,犹太人争取解放、融入主流社会的努力挑战了主体民族的优越性和权威,因而,主体民族必然会权衡利弊,谨慎处之。
  如果说犹太解放运动是犹太人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的话,那么,关于犹太人解放的争论则显示了犹太现代化作为一种少数民族现代化必须面对的挑战。现代化进程是由欧洲社会所开启的,现代化的标准是由主流民族所确定的,对于少数民族来说,现代化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欧洲化。犹太现代化属于一种典型的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在欧洲民族国家框架内,它缺乏出自民族性和传统根基的对于现代化的支撑能力。对于犹太人而言,由于主流文化处于强势地位并确立了自身作为现代化标准的地位,所以犹太现代化的目标在于最大限度地同主流社会接近,而主流社会则希望犹太人能够放弃自身文化特性,于是,现代化要求的同质性对犹太身份构成了严重挑战。关于犹太人解放争论的本质恰恰是主流社会要求重新审视和定位犹太人在现代国家中的身份。解放要求犹太人首先成为像主流民族那样体面的公民,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做一名好的犹太人。
  从关于犹太人解放的争论可以看出,无论是解放的倡导者,还是持反解放或者有限解放观点的人都认为犹太人和犹太教所处的落后、原始、低劣、粗俗和不体面的状态与主流社会是不相容的。无论作为解放的后果,还是作为解放的前提,犹太人在宗教和生活方式方面的改良都是必须的,唯有如此,解放才是富有成效的。无论作为一场社会运动,还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解放都要求犹太人改善自己的社会形象、改革犹太教。解放从社会文化学上提出了犹太人通过“教化”(Bildung) 获得“受尊重地位”(也即体面,respectability)的要求。解放的犹太人不仅要脱掉古老的服饰,穿上新的衣裳,而且要从根本上改造自我,成为公众舆论认可的普遍的人。作为改革和自由精神的一部分,“教化”意味着通过学习经典文化和流行的审美情趣进行自我教育,由此,社会职业将逐步地向日渐获得知识、更有才干的公民开放。“教化”揭示的不仅是充分受教育者和极少接受正常教育者之间的差异,而且关系到人的品性的养成。正如赫德尔所言,教化的过程就是要在持续的知识探求中塑造和展示一个人的品性,直到他真正成为一个与社会协调的、自律的个体。教化在审美上要求抛弃边缘性的和作为历史遗存的文化范式,回到以理性为特征的希腊、罗马文化的经典形式。
  在当时的德国,洪堡通过初级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系统化了教化思想。在他看来,公民和教育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教育将创造良好的公民。受到德国教育改革的影响,那个时代犹太人创办的新学校普遍教给犹太人以中产阶级的职业技能,努力灌输文明和开化的思想。在解放时代,道德也与教化密切相关,道德必须通过体面的行为举止表达出来。通过教化获得“受尊重的地位”反映的是一种从形式到内容、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的文明化进程。它要求犹太人摆脱中世纪生活方式,走向现代生活方式。这种现代生活方式是以那个时代的新教徒为原型的,主要表现为自我控制、温和、安静、积极进取。解放犹太人的社会文化目标就是培养举止文雅的犹太人,培养犹太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异教世界,犹太宗教仪式已经成为混乱和无序的代名词,犹太人从装扮到行为方式无不受之影响;而犹太学校进行的宗教教育又强化了这些不体面的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因此,必须放弃,至少改革这些仪式,确立规范的、体面的行为和风俗,犹太人才能赢得主流社会的尊重。在解放时代,德意志的一些邦国甚至强行颁布犹太宗教改革法令以迫使犹太人尽快改革宗教祈祷仪式,确立适当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准则。 
关于犹太人解放的争论事实上强化了主流社会对犹太社会改革的期待,同时也增强了犹太社会自我改良的紧迫性。在多姆关于犹太人解放的小册子发表后的几十年里,致力于犹太人民权和社会地位改善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认可了犹太人在民事能力和道德上提高的必要性。犹太人的自我改良依据的是一种道德判断,即犹太人不应当只显示差异性,更应当显示在道德上的卓越性。也许人们不能够一味地责备犹太人的过去,但正如毕斯特(Biester)所指出的:政治解放的问题有赖于犹太人自己能够成为什么以及他们想成为什么。 将这样一种流行态度归咎于多姆一个人是不公平的,但至少多姆创造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汇,即“改善”(德文为Verbesserung,英文为betterment,amelioration),后来的维也纳会议在关于犹太人的决议中就包含这样的词汇。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犹太人自我改良越来越成为他们获得完全公民权的先决条件。这是一个对犹太人立法行动迟缓甚至倒退的时代。使得这一状况合理化的理由在于,欧洲保守势力宣称,犹太人如果真的配做公民的话,那么他们首先必须证明自我改良的能力。这里,犹太人既是改良的对象,也是改良的主体。 
  在关于犹太人解放的争论中,有些对于犹太人缺点的指正是客观的,对犹太人融入主流世界和进行社会改革具有正面引导意义,但我们也看到,也有很多观点显露出明显的反犹倾向。一味屈从于解放舆论,与反犹势力妥协来进行社会和宗教变革,有使犹太人和犹太教被彻底同化的巨大风险。在解放时代重塑并捍卫现代犹太人的身份是后来犹太社会改革者必须处理的重大问题。19世纪以来,受到外部解放舆论的影响,在德国发展起来的犹太教改革运动一方面力图按照普世宗教的要求,清除犹太社会弊病以及犹太教中反映犹太宗教和民族特殊性的内容,将犹太教改造成为类似于新教的教义和道德系统 ;在宗教形式上,犹太教也像18世纪新教一样,为顺应现代国家政治与审美要求,开始诸如转变会堂建筑风格、采用本地语言祈祷、重新定位牧师和宗教布道地位以及引入器械音乐等方面的变革 。另一方面,犹太教改革运动作为一种捍卫解放成果、反对被动同化的策略,也开始正面回应解放时代现代反犹主义对犹太人生存构成的重大挑战,在接受现代性的同时,努力抵制和消解现代性中的反犹太因素,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现代犹太身份。从上述意义上讲,关于犹太人解放的争论和犹太解放运动可以被视为犹太教改革运动的政治起源和重要推动力。

  [本文作者胡浩,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副教授。开封   475001]

  Debate on Jewish Emancipation and Its Impacts
  Hu Hao
   In the end of 18th century and early 19th century, debate on the issue of Jewish emancipation went along the topics: whether or not and how to confer the Jews citizenship. The essence of the arguments is that mainstream society demanded to reexamine and reposition Jewish identity in modern countries. The debate emphasized that the Jews and Judaism had enormous deficiencies that w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mainstream society, strengthened the mainstream society’s expectations to social reform of Jewish community, and also made Jewish community’s self-improvement and reaction to challenges urgent. Jewish Reform Movement just was a response to the debate on Jewish emancipation, and attempted to reconstruct a new Jewish identity in emancipation era. 


编辑:胡 浩
来源: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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